资产债务问题被一拖再拖

据中国煤炭工业协会调研，煤炭去产能“十三五”任务目标有望超额完成，但关闭退出煤矿的资产债务迟迟未能有效处置，主要包括资产变现难，债务负担重，及企业法律风险加大、资产负债率高等现实问题。

压力到底有多大？龙煤集团相关负责人给记者算了一笔账：2016-2018年共计关闭11个煤矿，合计退出产能932万吨。截至去年底，11个煤矿仍外欠债务67.9亿元，既有经营性债务、金融债务，也有欠缴的社保、税费等。“矿井关闭后再无收入来源，自身难以承担退出债务，不得不转移到母公司，集团主体偿债压力大，资金运营风险增加，严重影响正常经营。”

该人士称，前期，龙煤获得专项奖补资金10.3亿元，但仅够支付企业困难时期形成的职工生活费、取暖费等历史欠费。“这些钱实在是杯水车薪，企业工伤残、退养、离退休人员等费用必须定期发放，不是一年两年的事。为防止突发状况，关闭矿井还得派专人看管维护，又是一大笔钱。截至去年底，这些支出累计近10亿元。”

另据多位企业人士反映，资产变现也是一大困扰。上述龙煤集团人士称，除可回收、调剂的资产外，井下巷道、无法回收回撤设备等，不但不能变现，还影响当期损益，难以用来清偿债务。

 “这些井下巷道、永久设施等不能再用，相当于废掉了。企业又不能擅自处置，挂在账上久而久之成为低效、无效资产。”某煤企负责人称，资产债务问题还发生一系列法律纠纷，集团公司负有连带责任，诉讼风险大大加重。“法律纠纷越来越多，官司打一起输一起。实在还不上钱能拖就拖，我们也没有办法。”

政策制定与落地存在脱节

处置难的症结何在？多位业内人士首先指向“政策因素”。近年来，《关于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金融债权债务问题的若干意见》《关于进一步做好“僵尸企业”及去产能企业债务处置工作的通知》等文件先后出台，但这些政策多缺乏实施细则。对于去产能矿井的资产债务问题，政策制定与实际落地存在脱节。

 “截至2018年，关闭退出的9座矿井，共涉及金融债务100多亿元。这些钱是向集团总部借款，或由母公司担保借款，债务本息全由集团公司承担，每年增加利息近10亿元。理论上说，可按照市场化、法治化原则，通过债务重整、破产清算等渠道，依法依规进行解决。实际上，操作却面临种种障碍。”山西某煤企相关人士举例，银行作为债权人，有其自身利益考量，而因尚无依法核销不良债务的渠道，一旦产生损失要自己承担。加上煤企和金融机构之间缺乏有效的协商机制，双方沟通存在不畅。“近2年过去，实质性工作进展缓慢，各类债务难以化解。”

以遗留资产为例，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副秘书长张宏表示，尽管政策上可以核销，但这些资产额度较大，一旦实施，企业资产负债率将大幅上升，进而对经营、信誉等造成影响。“况且，巷道、井下设施怎么合法变现？一旦处置不当，还有可能带来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。”

记者了解到，就现状而言，去产能矿井的资产债务很难靠政府兜底，更多是由企业自行化解。但因现有文件的原则性内容居多，缺乏真正具体而可操作的处置办法，很多政策下发后甚至成了“以文养文”，企业遇到实际问题则无条款可依。

尽快明确可操作的实施细则

 “去产能的过程理应形成一个闭环，而不能留下‘口子’，否则将形成新的历史遗留问题。”龙煤集团负责人称。

该人士提出，在企业自身加快脱困发展的同时，希望国家统筹考虑、分类施策，针对关闭退出煤矿债务处置难题，出台相应的实施细则，明确具体途径和负责部门。“比如，债务哪些核销、哪些减量，又有哪些可作免缴、补贴等特殊处理，这些事情由哪些部门牵头执行、怎么落地等。对不同类型的债务分别处置，找出彻底性的解决办法，推动企业轻装上阵。”

中国矿业大学(北京)原副校长姜耀东也认为，应尽快研究制定去产能煤矿资产与债务处置可操作的实施办法。建议允许煤企按煤炭退出产能比例或关闭煤矿的资产比例，分割去产能煤矿负担债务，并研究具体措施分阶段免除相关债务。属于国有银行贷款，直接减免或统筹划拨作为国家资本金；属于民营金融机构的债务，可研究打折债转股的方式处理。

同时，加大政策支持与协调力度。“鼓励金融机构推动市场化债转股，支持金融机构、基金等机构与煤炭企业联合设立基金，多渠道筹集资金，稳妥推动债转股落地，切实降低企业杆杠率，有效控制经营风险。”姜耀东称。

中央财经大学副教授邢雷表示，可进一步完善金融配套政策，大力促进煤炭企业多元融资，支持商业银行通过向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打包转让、市场化债转股等方式，加快推进债务处置，并配套与之相适应的政策机制。“去产能不是简单拍脑袋、下指标，而要根据市场、供需等实际考量，避免产生更多不合理债务。没有哪项措施能一下子起到作用，对此还需综合推进、因地制宜。”

（来源：中国能源报，版权归原作者所有，侵删）